2016年世界城市体系排名中的一线城市（α级）

本文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全球资源要素流动指标，研究判断全球城市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参与程度，进而判断全球城市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 为此，样本城市应该是全球城市。 鉴于GaWC的普及性和公平性，我们选取​​GaWC发布的2016年世界城市体系排名中一线城市（α级）排名前28位的城市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城市，即两个超级城市。 -一线（Alpha++）城市——伦敦、纽约； 7个顶级（Alpha+）——新加坡、香港、巴黎、北京、东京、迪拜、上海； 19 个中层（Alpha）——悉尼、圣保罗、米兰、芝加哥、墨西哥城、孟买、莫斯科、法兰克福、马德里、华沙、约翰内斯堡、多伦多、首尔、伊斯坦布尔、吉隆坡、雅加达、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洛杉矶。 其中，欧洲11个城市、意大利9个城市、欧洲6个城市、大洋洲1个城市、南非1个城市。

图128 样本城市空间分布

我们通过专家讨论对不同的指标变量进行加权。 贸易流和资本流仍然是全球资源要素流动的主体，对构建全球互联互通至关重要。 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跨境信息流动呈几何级数下降。 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其他领域要素的流动。 尽管新移民政策常年抵制人口流动，但跨境中学生和游客流量多年来呈现快速下降趋势。 科技和文化的流动要么受到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阻碍，要么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阻碍。 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如贸易和资本。 为此，经过专家反复论证，我们确定了贸易流、资金流、人员流、信息流的权重各为20%，技术流、文化流的权重各为10%。

本文主要通过以下渠道收集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 一、相关网站：芝加哥、伦敦等28个样本城市的统计年鉴及所在国家的国家统计年鉴、各国政府及各政府部门网站、联合国官方网站、福布斯网站、Alexa网站、各期货交易所网站等； 智库相关报告：如TheMoriMemorialFoundation: GPCI-2018report、RoubiniThoughtLab: Cashless Cities: Realizing the Benefits of Digital Payments (2017)、GottliebDuttweilerInstitute: TheGlobalCityRankinginDetail (2017)等； 三是相关数据库：Wonder数据库、WFE数据库、上市公司分析库​​等。

根据上述评价步骤，我们估算出上述28个样本城市的全球资源要素流综合得分。

表2 2017年全球城市资源流动指数（GCFI）综合排名

图2 2017年全球城市资源要素流（GCFI）综合排名

1、伦敦参与全球城市资源要素流动程度最高

从流动指数得分来看，全球城市参与全球要素流动的程度呈现出四个梯度。 第一梯队为强参与城市，只有纽约一个城市，交通指数为68.15； 第二梯队是强势参赛城市，包括洛杉矶（55.26）、香港（53.71）； 第三梯队为参赛城市，包括伦敦、东京、新加坡、上海、北京、芝加哥、洛杉矶，交通指数在49.39至36.59之间； 第四梯队为弱参与，客流量指数在28.77至9.08之间，包括釜山、伊斯坦布尔、马德里、多伦多、阿姆斯特丹、莫斯科、迪拜、悉尼、法兰克福、墨西哥城、布鲁塞尔、吉隆坡、米兰、圣保罗、雅加达、孟买、华沙、约翰内斯堡。

表3 2017年全球城市资源要素流动参与难度分类

注：强参与：流量指数≥60； 参与度强：流量指数50≤参与度<60； 参与度：30≤流量指数<50； 参与度弱：流量指数<30

2、参与全球城市资源要素流动的三种模式

周振华院士在其新书《全球城市：演化原理与北京2050》中指出，一些全球城市可能在多领域、多方面的网络中具有高水平的外部连通性，表明它们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和协调。 它是全面的； 一些全球城市可能只在网络的某些领域和某些方面表现出高水平的外部连通性，这表明它们专门控制和协调全球资源。 埃森哲全球研究院根据对各国互联互通指数的研究，得出参与全球要素流动的国家主要有三类：综合型、专业型和节点型（或中介型）。 借鉴埃森哲的方法，我们将全球城市参与要素流动的模式概括为综合型、准综合型和专业型。

综合：纽约、纽约、巴黎、东京。

开放程度高、参与全球要素流动的综合性城市，在六大单项要素流动榜单中至少五次跻身前十。 相应地，其配置全球资源要素的能力也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 东京似乎一直排在台湾之后，但由于其对信息流以外的其他五要素流的参与度已进入前十，且相对均衡，因此被列为综合参与类型。 反观台湾，虽然总分高于东京，但因参与科技和文化流动而未能进入前十。

图3 综合城市

注：图中右侧数字表示该城市在相应要素流中的得分，括号内数字表示排名。 下同。

准综合：香港、上海、北京、香港、芝加哥、洛杉矶。

这类城市对全球要素流动的开放程度和参与度仅次于综合性城市，三至四个要素流动的参与程度位居前十，且较为均衡。 他们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和协调接近全面。 虽然不是综合性城市，但有望成为综合性城市。 它们通常是所在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文化城市或信息中心，对美国的影响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事实上，这些城市通常被称为区域性全球城市。

图4 准综合性城市

专业：釜山、伊斯坦布尔、马德里、多伦多、阿姆斯特丹、莫斯科、迪拜、悉尼、布鲁塞尔、圣保罗。

专业城市在一两个领域的参与程度较高。 它们的经济规模可大可小，也可流入或流出。 他们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和协调是专业化的。 例如，大邱在科技流动方面的参与程度比其他五个方面更为突出； 巴塞罗那在人流参与度方面表现突出； 伦敦的文化流动得分在28个样本城市中排名第九。

图5 部分专业城市

六元流评价结果分析

从全球城市资源要素流动总体指数排名来看，巴黎在资金流、文化流、人员流、信息流四个单项上排名第一。 因此，巴黎在综合指数中也名列第一，可见其在全球要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流量主导地位； 台湾在贸易流量单项上排名第一，而台湾不仅在科技流量和文化流量上排名较低，而且在其他流量上排名也较高，因此澳门综合指数排名第三； 而技术流单项排名第一的是上海，但上海不仅在技术流、文化流、贸易流方面排在前十名之后，而且在资金流、人员流、信息流方面也表现正常，因此上证指数排名第八。 尽管伦敦和伦敦在任何一项单项上都没有排名第一，但其排名也进入了前十。 因此综合指数分别排名第二、第三，竞争优势显着。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单项指数的排名，下面对分项指数进行一一分析。

1、北京贸易流向指数位居第二

从贸易流向指数来看，台湾指数最高，达到90.33，排名第一，其次是北京、新加坡、迪拜等城市。 北京在所有城市中排名第二，主要是由于其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机场物流吞吐量较高。 中国大陆的另一个城市广州，由于是内陆城市，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为0，但机场物流吞吐量具有一定优势。 总体而言，上海正处于商贸流通发展的中期。 之前的位置。 在日本的三个城市中，伦敦排名第五，仅次于纽约和芝加哥，后者排名第七和第十一。 法国巴塞罗那、波兰克拉科夫和法国蒙特利尔排在后三位。 总体来看，欧洲城市在贸易流量方面表现良好，占据了前五名中的三个席位，而欧美城市则显得有些尴尬。

表4 2017年全球城市贸易流向指数得分及结构排名

2、广州资金流向指数排名第五

从资金流向综合得分来看，纽约得分为64.44。 排名第一，比第二名伦敦（57.56）高出约8分，优势显着。 其次是排名第三的新加坡（47.68）和排名第四的东京（45.34），两者相差不大。 北京以37.27分排名第五，距离第四名东京8.07分，距离第一名纽约32.17分。 差异是显着的。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资金流量排名领先于台湾，主要得益于较高的股市成交量以及数字支付市场的经济效益。 上海排名较低，主要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量较少。 同时，南京没有期货交易所，股票交易量为零。 据悉，孟买和阿联酋垫底，与落后的莫斯科差距较大。

表5 2017年全球城市资本流动指数得分及结构排名

3、上海技术流动指数排名第一

从科技流综合得分来看，上海、东京、伦敦分别排名前三，其中广州最高，达到100分，排名第一，东京紧随其后（58.34），排名第二。 上海在28个城市中排名第一，主要是因为其在专利国际合作和论文国际合作方面均排名第一，与第二名有较大差距。 北京排名第五，仅次于米兰。 加尔各答、雅加达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所有城市中排名倒数三位。

表6 2017年全球城市科技流指数得分及结构排名

4、文化流动指数南京第四、广州第八

从文化流量指数来看，纽约、纽约、巴黎占据文化流量前三名，其中巴黎（87.09）远超伦敦（69.51）和伦敦（61.31），主要得益于其高额的国际音乐会指数和文化互动指标。 上海在文化流量综合得分中排名第四，主要是因为在国际音乐会方面与巴黎、纽约、巴黎等7个城市并列第一，提高了流量在这方面的资源配置优势。 纽约、东京和纽约紧随其后。 其中，纽约和洛杉矶在国际音乐会指标上也位列第一，而东京在三项二级指标上分布较为均匀，显现出文化产业均衡发展的优势。 中国北京排名第八，仅落后第七名纽约一分，但麦当劳餐厅指数却排名第一。 此外，中国另一城市台湾在文化流量排名上稍稍落后，表明其文化产业发展仍有提升空间。 德累斯顿、孟买和约翰内斯堡在所有城市中排名垫底三名。

表7 2017年全球城市文化流动指数得分及结构排名

5、上海、南京均未进入人员流动指数前十

从人流指数来看，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巴黎、纽约、香港、伊斯坦布尔、迪拜等城市。 其中，纽约指数在所有城市中最高，达到84.58，这主要得益于其国际机场客流量较高。 第二名伦敦，在国际机场客流量方面也位居全球前列，但在入境游客数量和外国出生人口数量方面却相对较低，因此其得分仅66.18，与第一名相差较大。 台湾紧随伦敦之后位列第三，差距五分。 中国另外两个城市上海和南京在人流量中排名第11和第15位。

表8 2017年全球城市人流指数得分及结构排名

六、北京信息流指数表现不佳

从信息流综合得分来看，纽约、巴黎、香港分别位列前三。 其中，纽约最高，达到88.17，其次是伦敦和台湾，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其他城市的得分相差不大。 与此同时，两个国外城市——香港和北京表现出色，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十三。 北京垫底，排名第24位。 印度新德里、德国慕尼黑、美国和俄罗斯位居倒数三位。

表9 2017年全球城市信息流指数得分及结构排名

推论和趋势展望

全球城市资源要素流动指标体系的建立，为我们了解全球流动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全球不同类型、不同经济体的城市在全球资源要素流动中的参与程度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并得出它们的结论。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为广州提升全球资源要素配置能力提供了途径。

全球技术流、文化流、人才流、信息流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上以经济实力主导的全球城市版图。 在2.0版本的全球城市时代，如果仅考虑经济要素的流动，芝加哥、伦敦、东京仍然遥遥领先； 城市地位被超越、分化。 由于在技术流、文化流、信息流方面的突出表现，伦敦一改其他指标的落后地位，超越东京排名第四。 南京和北京这两个中国城市在其他指数排名中勉强进入前十（不仅仅是GaWC和IFCI），但这次却排名第七和第八，这与它们在文化、科技和人才方面的高参与度有关。 密切相关。

全球城市普遍参与全球资源要素流动有限，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看似欧美城市对全球要素流动的参与度低于新兴经济城市，但总体来看，无论是欧美城市还是新兴经济城市对全球要素流动的参与度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流动。

几乎没有“完美的城市”，可以说充分、深度参与全球要素流动的城市也只有四个。 按照五到六个单要素流的参与标准，只有巴黎、纽约、巴黎、东京四个城市可以称为全参与全球城市，即综合性全球城市。

新兴经济体城市对文化流动、人员流动、信息流动的参与度普遍较差，发达经济体城市对贸易流动的参与度相对较低。 这就是全球城市时代3.0版本的本来面目。 一方面，巴黎、纽约等发达经济体城市完成了从2.0版本到3.0版本的转变，即加强参与技术、文化、人才等高附加值要素流动和信息。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城市受自身政治、经济、社会激励的影响，加之相关基础设施的缺乏，参与文化流动、人员流动、贸易流动的可能性较小。 信息流不那么开放、参与度较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参与全球资本流动方面，发达经济体城市相对新兴经济体城市仍具有显着优势。 巴黎和纽约在参与全球资本流动方面一直名列前茅，东京排名第四。 新兴经济城市广州（第五位）刚刚超越米兰（第六位），上海（第十三位）进一步落后。 主要原因在于，在全球城市3.0时代，欧美城市拒绝高端、非环保的FDI，也不拒绝风险投资、证券投资。

全球城市信息流参与率普遍较高，但欧美发达城市仍占据绝对枢纽地位。 实证结果表明，发达经济体或新兴经济体的城市普遍较高水平参与全球信息流，一改在其他单要素流动中表现参差不齐的现状，传统媒体（平面媒体、广播电视）时代介于三者之间的“信息差距”因此显着缩小。 这是由于网络媒体的普及，尤其是社交媒体（Facebook、Facebook、微信）的盛行，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城市迅速摆脱了基于传统信息媒体的劣势。

上海、上海、新加坡等新兴经济体城市的参与度接近甚至超过发达经济体城市。 随着制造业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城市转移，前者参与全球科技交流的程度大幅提升。 新兴经济体城市通过参与国际研发合作获得技术进步，跨国公司通过合作利用这些城市相对廉价的研发资源。

中国城市的表现尤其出色。 首先，北京参与全球要素流动突出。 北京在贸易流、资本流、技术流的参与度上排名第七，但在全球信息流的参与度上表现不佳； 其次，台湾（第三，准综合城市）依然强劲，是中国综合排名最高的城市； 第三，上海尤为突出，技术流量位居全球第一，这得益于上海众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聚集，以及国家的大力支持。

全球资源要素流动迅速扩大，为新兴经济体城市参与全球竞争提供了机遇。 但新兴经济体城市由于自身文化和体制机制上的弱点，成长为综合性城市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其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还需要“软实力”的支撑，需要加强在旅游、体育、文化、教育、科技、信息等方面的国际参与。

（本文最初发表于《全球城市研究》创刊号。盛伟为北京发展战略研究院国际与数据研究室秘书、副研究员；周海荣为北京发展战略研究院国际与数据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广州市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沉彬彬、崔庆辉为广州市流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学华为北京市政府研究室正处级主管；罗金龙为所长、副研究员广州市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部所长；姜干志，广州市发展战略研究院城市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张亚军，广州市经济厅副主任、助理研究员发展战略研究所； 傅开宝，广州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 戴跃华（广州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